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莹雪

心若在,梦就在,天地之间还有真爱。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家史传说  

2010-03-20 01:27:42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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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不清要写家史的动机,或许是自己有些老了吧。也没有做过认真调研,许多信息可能不太准确。而且我的笔力想写出浩如烟海的完整的家史也是力所不及的。所以这也算不上家史,就只当传说。

我们于姓家族祖籍山东文登府城关镇,大约在清朝晚期“闯关东”进入东北辽南地区。我不知道我现在的老家——辽宁省瓦房店市一个偏僻的小山村——是不是闯关东的祖先们的第一个落脚点,只知道这个村庄是我们这个家族开辟的,我小时候爷爷就告诉过我,山上的场子是我们家族栽的,山下的田地是我们家族开的,坡上的果树是我们家族种的,还有磨房和油房。这个家族在这里生活很久很久了。

我不知道闯关东之前老于家家世如何,无论贫富,经历过闯关东的历程,一切应该是从头开始吧。

我现在看到的家谱从我太爷爷开始,他是兄弟五人中的老三。再早一些,祖太爷率五个儿子闯关东到东北。到我太爷爷这一辈,老于家已经是家道兴旺的大户人家了。我太爷爷有四个儿子,他们都受到很好的私塾教育,我爷爷行四,1908年生人,他学习尤其优秀。直到80多岁时,毛笔字写得还很好,古体诗文张嘴就来。我的另三位爷爷都是有文化的农民,我爷爷却在伪满时期出去做官了。

我爷爷人情练达,官做的很成功,虽然衔不大———县劳资科科长,但足以显赫乡里了。据说我爷爷回乡时,火车站的工作人员都要列队行礼。做官之外,我爷爷还开了个饭店,多年前还存在的瓦房店共济饭店的最原始的创史人就是我爷爷。

我爸爸生于1927年,是爷爷奶奶的第一个孩子。他的幼年很幸福、很受宠。奶奶是大户小姐,端庄漂亮身材高挑,性情爽利,是持家的好手。爸爸之后出生的孩子连续死掉3个,这让奶奶尤其珍爱爸爸。再后来出生的就是我的两位姑姑,爸爸成了爷爷唯一的儿子。

爸爸8岁即入日语学校读书,接受西式教育,当时伪满政府执行奴化教育,公立学校全部日语授课,只有一门国语课。爸爸聪明好学成绩优秀,而且容貌异常俊秀,深得日本老师和中国老师喜爱,常被老师树立成同学学习的榜样,总是被安排在第一排就座。爸爸后来考入大连商专,这仍然是一所日语专科院校。我后来见过爸爸的一本影印毕业纪念册,制作精美,内容包括全体教师的标准照和名单,全体毕业生的标准照和名单,学校生活照片如打球、赛跑、上课等。我见到的爸爸最年轻的照片就是这张,可能是十五六岁吧,实在是真的很英俊。很可惜这个册子已经不在了。当时爷爷给日本上司送礼或沟通时,爸爸就是爷爷的翻译。爸爸说起过他上学时每天早晨要先向天皇行礼,再向满洲国皇帝行礼。他也见过日本兵进学校抓走抗日老师或学生。那时他也受到进步思想影响,内心倾向进步学生。

爸爸当时的冬装校服是将军黄的呢子长大衣,双排扣,铜制的扣子上面是校徽图案,式样很帅气,质料做工都精致。这件大衣到我上五年级时成了我的冬装。当时看南斯拉夫电影《瓦尔特保卫撒拉热窝》,同学们就说我是女特务。在当时贫穷又革命的灰土土的年代,我那件气势不凡的小大衣的确很扎眼。回城后我穿这件大衣时,经常在街上招来很高的回头率。后来小我六岁的小妹接着穿,仍旧招眼。后来实在破了,被我改小给我女儿继续服役。

我还见过爷爷两件当年的大衣,一件藏蓝的呢大衣,一件黑色礼服呢大衣。那件黑礼服呢大衣有里有面,中间是厚呢,黑色大毛领,颇为壮观。后来,因兄弟姊妹众多缺衣少穿,就把它改成了两件当时的“文革式”,给我们姐妹穿了。蓝呢大衣被二哥的工友用一件当时很时髦的棉猴换去了。我对日本衣服印象深刻。

我的两个姑姑都受过不错的教育,大姑高小毕业,二姑师范毕业,做了一辈子教师。

日本战败后,爷爷的“公务员”做不成了,因为我不了解的原因,还被国民党政府投入了监狱!爷爷好像入狱8个月,出来后心灰意冷,胆子变得特别小,回家务农了,从此回归农民身份。爷爷不善农事,只有我爸一个儿子还不在身边,在家族里处于弱势,但因识文断字,还是被乡亲尊称为先生。奶奶精明强干,教子有方,儿女成材。爷爷是个爱炫耀的人,有时会讲讲他娶妾遭到奶奶破坏、他与风尘女子交往的事情。

爸爸毕业后,投靠到沈阳我们家族的一个资本家那里做事,这个资本家是我大爷的长子,也就是我爸的堂兄,我的大伯。我大伯做商贸,在北京天津哈尔滨沈阳都有买卖,每个城市都有妻妾。解放后被没收全部资产,入狱9年,妻离子散,最后还是回乡务农,80多岁时孤独去世。

中国共产党很快坐稳天下,本来爷爷的“汉奸”身份很危险,但因他进过国民党的监狱,共产党就认为他是“好人”了,我爷爷得以安稳作他的农民。这时庞大的家族也解体了,原先整个家族五个太爷,两个太爷相距远一些,有三个太爷在本地一起伙里过。家分了三份后,每份再分。我太爷爷子孙多,分到我爷爷名下的家产田地就不多了,而且爷爷常年在外疏于耕作,不多的田产也给人耕种。妙的是,后来划分成分时,我爷爷家被划为中农,老于家其他家人差不多都是地主富农。这个成分太重要了,50年代至80年代初,填写表格上总有“成分”一栏,填表时我会自豪地写上中农。中农虽没有贫农雇农光荣,但不会影响入团、入党、娶亲、提干等等,爷爷真为我们家做了件历史性的好事。

“土改”时,爷爷被血腥的镇压地主富农运动吓破了胆,为了保全自身表现积极,他参加了“棒子队”,就是批斗时负责把被批斗者围起来用棒子打的人。其实我爷爷又胆小又善良,参加这样的组织纯粹是为了顺应潮流,并给自己壮胆。可是爷爷要打的很多是自己的族人,我不知道爷爷是不是真的下过手,有过什么样的心理挣扎。爷爷也烧光了他为伪满做事的一切证据,包括衣服、文件、照片、信件,甚至爸爸的日记、集邮册。在现在看来,我爷爷应该算是机会主义者。

1947年,“土地改革”前夕,爸爸结婚了。妈妈是门当户对的大户人家姑娘。他们是娃娃亲,订亲时爸爸四岁妈妈三岁。

妈妈姓邹,这姓和山东有关,也是闯关东过来的。她的家族历史我不了解,从妈妈的讲述中,感觉这个家族是恪守传统道德的完美主义家庭。特别讲究长幼有序,男女有别。男人要勤奋劳作,女人要严守妇德,大门不出,二门不迈,不能参加田间劳动,坐立行要端庄有型。老邹家对当农民特别自豪,家族理想是做最优秀的农民。所以省吃俭用,拼命劳动攒家业,虽有长工,但所有主人与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,对搞特权欺负长工的地主家特别看不起,家里流行讲地主欺负长工被长工捉弄的故事。

老邹家是道德完美主义者,这点和老于家不太一样,我妈就因我爷爷见风使舵而怀疑老于家人的人品。老邹家的男人都读书,女孩子如果家长愿意家族也供。但妈妈很不幸,她三岁时母亲因为生双胞胎难产去世,她一直与后妈相处不好。10多岁时,婆家曾捎来信要求妈妈念书,但被我的后姥姥拒绝了,爸爸爷爷因此很不高兴,并差点儿毁了婚约。妈妈也就没进过一天学堂。

我的姥爷好像是个典型的封建家长,家长作风非常强烈,有大男子主义。爱憎分明,对穷人充满同情理解,比如,他不准家里的孩子把干粮拿到街上去吃,怕穷孩子看到心理难受;他也不许家里人向小贩买东西时讲价,因为他认为小贩走街串巷赚点小钱不易。他可能有家庭暴力倾向,经常打老婆,有时也因为妈妈告状而打老婆。他对自己为人处世方式非常自信,妈妈对姥爷很是崇拜爱戴,把他看成保护伞和男人的楷模,对于爸爸的温吞冷淡一直不适应也看不上。

但风暴不会因为你的自信自负就不来,“土改”让姥爷家一败涂地,最后一大家人竟被赶出大院四处讨饭了。我的姥爷因为没有民愤没有被打死侥幸活了下来,不过刚烈自负的他还是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不堪忍受一次次的批斗凌辱自杀身亡了。

妈妈带着花冠、坐着花轿进了老于家的门,晚几个月的堂妹就得自己夹包走去婆家了。妈妈经常说起这事,说自己虽命苦没了娘,但婚结得还很风光。她哪里知道政治风云也完全可以改变人的命运。

妈妈没有看到过老于家的风光,妈妈进门时,家已经分了。我妈对婆家很失望,丈夫没有传说中的英俊(可能是期望值过高,我爸爸的学识和英俊是远近闻名的),婆家没有传说中的有钱(已经败了),吃用比起娘家吝啬许多(生活习惯不同,而且这时我姥家已经更惨)。更尴尬的是,婆家的女人竟然要上山劳动!我爷就我爸一个儿子还在外工作,我的两个姑姑都要下地劳动,这让妈妈很不适应。不过经过妇女会的教育,妈妈很快接受了“时代不同了,男女都一样”的观念,变成了超级合格的劳动妇女。爱劳动、不服输本来就是妈妈的个性。

我爷爷应该是有远见卓识的人。妈妈结婚三个月时,爸爸在爷爷的建议劝说下,去参军了,参加的是共产党的军队。当时国共两党还在当地“拉锯”,今天你来我走,明天我来你走,据姑姑说,共产党的军队的确纪律好一些,对百姓的惊扰少一些。妈妈到老也不能原谅爷爷的这个决定,她觉得爷爷完全毁掉了她的幸福。但历史证明,爷爷的决策很英明,爸爸参军不仅给爸爸带来较好的未来,也让整个家族更加安全。

爸爸参军后,因为是知识分子并没有上前线打仗,而是被组织上送到丹东财经学校继续深造,全国解放后转业到丹东市宽甸县工作,后来一直在机关做财务工作。但是这些事情不识字无法读信的妈妈当时并不清楚,妈妈的苦是有口说不出,她觉得自己的命比黄莲还苦,从小没娘,出嫁三个月男人就离开,兵荒马乱,生死未卜。她在孤独、焦虑、痛苦、绝望中度过了新婚的头几年,她勤奋劳动,侍奉公婆。村子里不时有传言谁家参军的死了,谁家的残了,每当听到这种消息,妈妈就大病一场。作为新媳妇,她不敢也不好意思主动向爷爷打听爸爸的情况(爸爸的信都寄给爷爷),忧郁成疾,以至于几度病危,爷爷都慌了神准备割树给我妈做棺材了。后来听说邻村有家男人出去后又在外面娶了媳妇,不要家里的媳妇了,妈妈终于鼓起勇气向爷爷申请她要去找爸爸。勇敢的妈妈只身来到宽甸,终于和爸爸真正生活在一起了。

1952年,我妈结婚六年后,我大哥出生。之后,相继又有二哥三哥出生。妈妈一直是全职主妇,因为不识字,也因孩子一个接一个,爸爸没给妈妈找工作,爸一个人工资养全家。三年自然灾害吃“三两粮”的几年,三个正长的儿子忍饥挨饿让妈妈的心受尽煎熬,大哥体弱,妈妈天天怕大哥死掉。三哥只有两三岁,吃糠咽菜让他排不出便……养活三个孩子熬过挨饿的日子充满心酸。每次粥了熬,我妈都先不搅动,上面的饭水自己喝,中间半稀半稠的给孩子们喝,底层稠的给爸爸吃。这样的自我牺牲精神常让我揣度母亲的潜力到底有多大。妈妈就这样用近乎自虐的方式维持着这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,后来生活一点一点好转,有了粮食吃之后,在三哥七岁那年,妈妈如愿以偿地生下了一个漂亮女儿,那就是我。后来又生下我二妹,我妈的身体竟也逐渐好了起来。

1969年1月,我爸响应党中央的号召,率领全家走“五七”道路,“下放”到老家农村。那时学校已停课闹革命,不“下放”老家两个哥哥也得“下乡”。于是,18年前孤身离乡的妈妈带着五个孩子回到家乡,那年秋天,我妈在我家的祖屋里生下我小妹。我小妹漂亮健康聪明,受到爷爷奶奶热烈欢迎,因为他们没看过那五个孙子孙女的出生。妈妈这时43岁。妈妈生的六个孩子全部存活,这在她的同龄人中是比较少见的,这要归功于新社会良好的医疗条件。

我的三位50后哥哥都非常有才气,尤其是我大哥,从小天资过人,两岁识字,聪明好学,学习成绩突出地好,校长都预言这小孩将来一定是人材,前程不可估量。我三哥说,我哥四年级时就写小说了。然而在他充满理想如渴似渴地想用知识武装自己时,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。我大哥念完六年小学,二哥念到五年级,初中都没有读。三哥那时才12岁,继续上学,但学校不正常,念念停停地混到初中毕业。十七岁的大哥和十五岁的二哥此时已当了“社员”,在广阔天地里“大有作为”了。我常想如果他们成长在正常的社会中会是什么样?大哥可能会念到博士,成为哲学家或文学家;活泼幽默一身文艺细胞的二哥可能在选秀中脱颖而出,成为演员;三哥可能会念美术院校,成为画家。但他们的命运和中国的50后们一样被蹂躏得乱七八糟,生下就挨饿,上学就停课,上班又下岗,孩子只让生一个,到老无着落。他们真是被剥夺得最可怜的一代人。

我的三位哥哥都很有天赋,我的第一本《看图识字》是我哥画的,我的会跑的兔子玩具是二哥做的。在文化贫乏文艺普及的那个年代,大哥二哥在生产队的文艺宣传队里编导演全能。这可能遗传于我爸。我爸爸上知天文,下知地理,文学历史,无所不晓,而且会日语,会英语,会拉小提琴手风琴、会打篮球乒乓球;我结婚以后很久,我先生在我爸面前也不敢随便说话,因为他觉得我爸话虽不多,可是什么都明白。真的,我爸像字典一样,像百科全书一样,他可以回答我的一切提问,这真是让我十分敬佩。

1978年,“落实政策”了,我们全家回城了,大哥已经结婚,留在乡下。我们没有回到丹东宽甸县城,而是在本县安家。爸爸到县委工作了,可是我们好穷啊,刚回城,两个哥哥刚安排了工作,都只是学徒工,工资很可怜。三哥还在下乡。我爸是个党性很强的人,虽然当时就在县委知青办,可是我三哥却是在1979年拉大网时才回城工作。妈妈和三个女儿完全没有收入。在农村,钱少也能过下去,在城里,则什么都要花钱。妈妈用很低的价钱卖掉了她的全部首饰,只留了一根银簪做纪念。钱还是不够花,日子捉襟见肘。

随着中国社会逐渐正常起来,我们家的生活也一点点改善了,但离“有尊严”的生活相去甚远。比如住房,爸爸落实政策给的房子有50多平米,当时算很不错的了,但因为设计不好,厨房占去很大,剩下不到30平米两间卧室,二哥结婚住进小屋,剩下一间大屋,靠北墙加了张床住着未婚的三哥,大炕上睡三个女孩、一对父母,后来二嫂生下了侄子,这50平米的空间内,生活了9口人。真是窘迫不堪。中国百姓过苦日子的能力实在是超强。

终于,哥哥们一个个离家了,接下来,女儿们也离家了,然后苦熬日月的父母彻彻底底地老了。在小妹大学毕业那年,65岁的爸爸查出了淋巴癌。之后,爸爸开始了与癌症的抗争。

爸爸是沉默寡言的人。青年时沉默地面对新旧时代家道世道的变故,中年时沉默地承受政治风云和生活的艰辛,晚年时沉默地忍受病痛的折磨。我一直想知道他这样一个老革命怎么看待党,怎么看待中国社会,但爸爸总是沉默,关于家史的信息我几乎都是道听途说,从没从爸爸嘴里得到过什么。爸爸一生沉默,我感觉他对妈妈、对家庭、对儿女、对职位、对国家、对党都应该有话要说,但他一直沉默。爸爸读《资治通鉴》《史记》《论语》,查《康熙字典》,用毛笔做笔记。写一手好毛笔字,一生勤学不辍,但从少年以后,就再也不写日记。我一直想写我的爸爸,可是我不敢,我写不了我的爸爸。我爸很帅,我妈说丹东宽甸的照相馆里总挂着我爸的像片。我爸博学,离休后还被瓦房店职工中专聘去做老师,讲会计专业知识。我爸没做过高职位的官,但是他是高级会计师。我爸爸坦然平静地面对一切,一世清廉。爸爸于1999年7月去世,享年73岁。他没有等到他渴望看到的共和国50年大庆,也没有等到从北京匆匆往回赶的他最心爱的小女儿。那时,我爸爸已得知小妹怀孕的消息,那天他一次次无语地望着病房的门。

我大哥虽然被文革误了读书,但他以顽强的毅力自己学习着,当出现“自学”这个词时,我哥已自学完了初中高中知识,直接考进“电大”,“成材”了。我大哥是会计师,我大哥的儿子会计专科毕业后,现在在私营企业也做会计。大哥的孙子都不小了。我二哥在大连,买卖做的有声有色,我二哥的儿子和媳妇在日本大学毕业后,工作定居在日本,还没要孩子。三哥和我妈一起住,照顾着我妈的晚年生活。三哥的女儿大专毕业后在沈阳工作,已买房结婚。我大妹事业单位“买断”后,自己开了间设计室,收入不错。她的女儿今年中考。我家学历最高是小妹,心理学硕士研究生,在北京某大学任教,是教研室主任。她的儿子读书很好。我没有上大学,高中也没读完,是因为身体的原因,命里注定吧,我在初中的三年里手术了四次。我女儿大三在读。

妈妈一直是纯粹简单的人,一直全力以赴地生活着,终于迎来不再需要她挑重担的老年。爸爸去世后,她更简单了,迷上了捡破烂,痴迷到近乎偏执。思想简单加身体运动,她的身体情况变好了。妈妈已经84了,我不知道她的大脑中除了捡破烂还剩下什么。也好,简单就容易满足,满足会带来快乐。看一则消息说80岁以上老人可以领高龄津贴,我们党和政府总算关注点人性了。这真是进步。我祈祷我的老妈妈简单、快乐、长久地活着。

一代一代的人前赴后继生生不息,历史的车轮一刻不停滚滚向前……

 我祈祷我的家人以及所有的中国人都幸福安康,有尊严。……不再忧愁……不再被剥夺……家史传说 - 莹雪 - 莹雪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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